妇女参与民主政权管理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建国初期，天津市广大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一些优秀、才华出众的女性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参加国家管理。在天津市的政府机构中，不但有大批女干部从事各项工作，而且有不少女干部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公安、检察、司法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她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为妇女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这反映出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参政和议政意识不断增强。

　    一、参加民主普选，行使民主权利

　    在旧社会，妇女不仅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在男女地位上极不平等。由于社会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妇女被剥夺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在旧中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建国后，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方面的权利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以下简称《选举法》)规定，妇女在各级选举活动中与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3年，邓小平对《选举法》作了详细说明。他指出妇女参加普选的重要意义，所有男女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由此，天津市开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普选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民主普选运动，对于妇女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普选不仅是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建国后妇女大规模的参政之举。

　    天津市的普选工作从1953年5月开始筹备，并成立市选举委员会。6月，天津市的普选工作陆续开展。天津市的普选工作分两个阶段，一是人口调查、选民登记；二是正式选举。

    普选初期，妇女中普遍存在“普选与我无关”思想，认为“男主外，女主内”，选举是“老爷们”的事，女人管好家务，照顾好老人、孩子就行了。市民主妇联针对妇女中存在的这些思想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根据《天津市选举工作计划大纲》的部署，市民主妇联组织妇女骨干率先学习。全市参加普选学习的街道妇女干部2400名和妇女代表1.4万多名，并通过广播训练妇女总代表3万余名和妇女小组代表。这些妇女总代表和妇女小组代表是普选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她们利用集会、串门等方式把普选的意义宣传到每家每户。许多妇女还被推选为选区的选民小组长、选举资格审查组长等。通过走家串户的宣传，全市90%以上的妇女群众受到普选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使妇女群众认识到《选举法》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妇女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参加普选就是行使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重视珍惜。广大妇女群众提高了认识，以主人翁的姿态和热情积极参加民主普选活动。天津市参加普选的妇女来自各行各业。妇女们说，过去妇女在家庭、社会都没有权利，现在毛主席让我们当家作主，妇女也有了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

    解放前，天津市妇女大多是文盲、半文盲，许多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姓氏随夫家。选民登记时，许多妇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当选民资格公布后，妇女们看到自己“榜”上有名，感动地说，过去活了一辈子跟黑人一样，从来没有名字，不是叫张王氏，李赵氏，就是叫“某某娘”，“谁谁妈”。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名字，感到真是翻身解放了。1953年，中国第一次选举基层人民代表，许多妇女看到在选民证上第一次写上自己的名字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许多妇女把选民证叫做“当家作主证”、“解放证”、“翻身证”。参加选举大会时，妇女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欢欣鼓舞地来到会场。有的老年妇女走不动，请人搀扶着参加选举。她们说，参加选举是有生以来的一件大喜事，一定要亲手投出这来之不易的一票。天津市广大妇女十分珍惜这种权利，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天津郊区郭庄子青年妇女蒋宝珍，结婚时正赶上选举，她为了投票，推迟了两个小时才上花车。她说：“结婚是大事，选举更是大事，结婚是喜事，选举更是喜事。”妇女参加选举工作遇到家务、带孩子等问题，各选区动员妇女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找亲戚帮助照看孩子；成立互助组，同院、对门、邻居相互帮助照看孩子和做家务；在开会地点附近成立临时托儿所，请专人帮助照看孩子。

    根据《选举法》天津市对妇女代表名额做了相应规定。规定，市区女代表人数一般不少于代表总数的20%—25%。郊区妇女代表人数不少于15—20%。在普选运动中，妇女十分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选举的女选民达到很高的比例。1953年6月，天津市人口普查，天津市有2628317人，其中女性1183225人，占人口总数的45%。全市参加投票的妇女占登记妇女选民总数的95%。据九个区对508057女选民统计，女选民中有484499人参加选举，占女选民总人数的95.36%。女选民最多的区达到99.8%。郊区也达到97.9%。

经过普选，许多优秀妇女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市当选的1426名区人民代表中，女代表389人，占代表总数的27.28%（最高的一区达32.1%）。当选的女代表以女职工、女干部、职工家属最多。有四个区当选的女人大代表达到69.88%。

    经过层层选举，到1953年11月下旬，天津市普选运动胜利结束。在天津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8名代表中，有4名是妇女，占代表总数的13%；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19人，其中妇女代表109人，占代表总数的21.03%；在1426个区人民代表中，女代表为389人，占区人民代表总数的27.28%；在街道各组织代表中，妇女占70%以上。市、区人民委员中女委员占13.65%。这些女代表勤勤恳恳地执行政府的方针政策，忠实地代表群众利益，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努力工作。

1955年，天津市第二次普选时，市区九个区在508057个选民中有484499名妇女参加选举，占女选民总数的95.36%，最高的区达到99.96%。

      1956年12月，天津市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市人民代表中，女代表122人，占代表总数的21.68%；在1426名区人民代表中，女代表389名，占代表总数的27.28%；市、区女人民委员占到16.6%，每个乡（镇）人民委员会中，都有一名女正或副乡（镇）长。同时，还选举产生了市、区的政协委员。当选为区市人民代表的妇女中，有过去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她们参加了社会工作，为人民服务。妇女们说，“家庭妇女也能参加管理国家事，也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才叫妇女真正翻身解放”。

    二、妇女走上领导岗位，参与民主政治

    建国后，党对妇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十分重视，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1956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也就此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提出“要继续根据‘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大胆提拔党和非党的女干部，到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级领导岗位上去。”随着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天津市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小家参与国家大事，走上了领导岗位。市民主妇联号召妇女们要“议大事，爱本行”。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管理。天津市培养选拔的女干部大多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进城干部、地下党、女劳动模范，基层妇女骨干。从市人民政府到基层政权在天津市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均有妇女干部。她们忠实地代表群众利益，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为人民服务，为保护妇女利益而努力工作，因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领导岗位上妇女的才能逐渐发挥出来，被社会认可。天津市妇女参与民主政权建设，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数逐年增加，成为天津市政治建设中的积极力量。

       1954年，天津市有639名女职工被提拔到机关、团体、企业担任干部，占被提拔人数的10.39%。

1955年，许多妇女担任了区长、法院院长、陪审员以及市、区政府委员。全市科级以上干部全市2878人，其中女干部218人，占干部总数的7%。

1956年以后，全市有妇女干部1316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7%。其中局、处级女干部24人，市科级干部194人，区科级干部439人，一般干部9650人。市、区女人民委员占人民委员总数的16.6%。每个乡（镇）人民委员会中，都有一位女正（副）乡（镇）长。在郊区122个乡中，有17名女乡长、副乡长。

经过几年的培养、选拔，天津市女干部、女劳动模范越来越多的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基层妇女骨干带头人，成为农村城市基层政权、民主党派、政权机构中的中坚力量。1958年，天津市机关中有女干部1万人。在区、县、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女干部25名。

1959年，天津市政协委员中有女委员30人、女局长3人、女区（县）法院院长6人，大工厂有女厂长和党委书记12人、女工程技术人员164人、女县长2人、女县委书记2人。天津市农村186个人民公社中，有164名妇女担任正（副）社长。同时，少数民族妇女同样受到尊敬和保护。红桥区的女区长任君是回民，兼任市妇联副主席。

建国15年时，天津市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地位更有了显著地提高，有169名妇女当选为市人民代表，5名妇女当选为市人民委员。在妇女群众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干部。这当中有女厂长、女社长、女车间主任、女工程师、女技术员、女干部、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她们作为社会主义新型妇女，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如，李兆珍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经过学文化，扫除文盲，上大学，走上了领导岗位，兼任市妇联副主席。

1978年，在农村211个人民公社中，有164名妇女担任了正（副）社长。各机关中有女干部10.6万多名。在区、县、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妇女有10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