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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妇女文化教育
编辑:柴莹  2013-12-11 小字号
在旧中国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在封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缚下,妇女没有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机会,妇女的文化技术水平处于极其低微的状态。绝大多数妇女是文盲和半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适应生产建设需要,妇女们努力学习文化、技术。企业女职工参加了工人业校,农村妇女上了民校、冬学,家庭妇女参加了群众业余学校及妇女识字班。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妇女更快更好的掌握生产技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及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工作能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运动中。50年代,天津市委、市政府极为重视劳动人民的文化学习,组织各种学习机构,妇女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的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大力推广新识字法,使广大妇女摆脱文盲,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市民主妇联还对妇女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妇女普遍提高觉悟,改变了人生观。   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使广大妇女在文化上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妇女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城乡的落后面貌提供重要的保障。广大妇女通过政治文化学习逐步克服愚昧和落后,用夫妻互助互爱、尊老爱幼的新思想代替男尊女卑的旧习俗。农村妇女关心祖国的建设和国际和平事业,关心抗美援朝战争。文化学习还使农村妇女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提高了卫生知识水平。   (一)妇女参加扫盲运动   解放初期,天津市大多数妇女文化水平极低,成年妇女文盲、半文盲42万人,占文盲总数74%。天津解放后,市民主妇联会同工会、教育部门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文化学习。在工厂和街道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群众业余学校、学习班、识字班、夜校。妇女不仅可以参加文化学习,还可以参加政治及时事学习。解放初期,妇女的文化教育主要围绕着扫盲识字运动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对妇女自身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扫盲初期,妇女参加扫盲的热情高涨。1950年,市民主妇联办的妇女识字补习班有120个,有8000多名妇女参加学习。第一期学员一般可以认600多字,能简单记账、写信。据中纺一、二、三厂、恒源、达生纱厂、电信局、盛锡福帽厂、电工器材厂、中华火柴厂等9个单位统计:参加夜校、识字班、短训班学习的女职工有2725人,占参加学习职工总数的40%;中纺二厂和达生纱厂参加秧歌队、话剧团的女职工有154人,占总数的60%;参加政治训练班、原棉训练班、技术训练班、职工干部学校等较高级学习的女职工186人,占参加人员总数的7.5%。   女职工们在参加学习后,有很显著的进步。盛锡福制帽厂的36名女职工,原来都是一个大字也不认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人识300—400字;一位原来一个字不认识的老大娘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后,认识400字,被选为识字模范;有的妇女还能写诗歌和歌剧,用笔反映自己的真实生活;一些妇女经过参加文化学习摘掉了文盲帽子。有的女职工参加话剧团、国剧团社、秧歌队、墙报组、广播组等文艺活动。   1951年,市民主妇联对全市妇女文化程度进行统计:一至十区、十八区、塘大、水上区,妇女已受过教育的10万多人,正在接受教育的11.9万多人,还未受过教育的65.68万多人。通过扫盲运动,妇女参加扫盲的人数逐年增加。是年,识字班由1950年的2万人发展到6万人,读报组发展到9万人。同时,市民主妇联还举办短期政治、技术、文化训练班20个,训练4000余人。为了帮助妇女学文化识字,许多女学生、女教员自愿到夜校当老师,教妇女识字,她们在教妇女识字的同时,也向工人进行学习。   (二)“新妇女人生观”教育   天津解放初期,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在妇女群众中,一方推动扫盲识字,一方面在妇女中进行“新妇女人生观”教育。为此,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制定“新妇女人生观”教育学习计划并印发学习提纲。1949年7月,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举办“新妇女人生观”培训班。培训班主要以区梦觉在妇女讲座会上的《怎样做一个新妇女》报告作为教材。参加学习培训的有职业妇女、文化馆女学员、医务界、工厂职工及部分干部家属4200多人。同时,妇女干部深入到被服厂、生产文化社、文化馆通过阅读讨论、集体诵读、个别阅读和各种文艺晚会、演讲等形式宣传新妇女人生观。有22个单位,500多职业妇女听了讲课,在10个文化馆有1000名女学生、女医护人员、企业女职工参加听讲。经过学习,给予妇女们许多启发。使她们从思想上更加认识了旧社会妇女的痛苦及妇女在新社会的地位,从而提高了她们的自尊心,树立劳动观念。   为了供给妇女以适当的读物,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在生产文化社建立小型阅览室,翻印《妇女运动文献》、《新妇女人生观》等文件书籍,举办流动书库,购置书籍杂志到10多个工厂、机关、学校宣讲、发放,深受职业妇女欢迎。1954年,市民主妇联组织起11个政治学习班,有5000多名妇女参加。一些参加过学习的妇女,有的担任街办事处主任、生产服务社主任、工会女工委员。从1954年3月开始,天津市除七区、塘沽区外,全市有7个区开办政治学习班,共有5000余名妇女参加学习。讲课内容包括:总路线、妇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社会发展史及有关妇女工作的时事政策。除对妇女进行“新妇女人生观”教育外,市民主妇联还组织妇女学习时事政治。市妇联组织宣传总路线广播讲话时,全市共有11.9万余人收听,各区街道约有20余万家庭妇女受到教育。 1955年,市民主妇联组织政治学习班,全市开办11个班,参加学习的妇女代表及积极分子6000余人,主要学习总路线、妇女解放及婚姻政策。1956年在学文化的同时,妇联组织开办11个政治学习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传,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片会、院会、读报组。   (三)参加速成识字   1952年5月,国家教育部在全国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6月,市民主妇联按照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决定》精神,制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妇女识字运动的工作计划。计划天津市10万妇女每人识字2000个。为了保障妇女参加速成识字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各级妇联组织妇女采取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通过培训师资,动员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如,企业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同时,还创造出许多好的学习方法。如,组织红旗竞赛,提高出勤率;将班里的优秀学员组织起来,组成突击队、志愿军,互助帮助;加强小组的作用,以小组长的名字命名组名,以加强小组长的责任感;组成访问组、访问队,动员想退出学习的学员回校。另外,还组织课余自学小组,作业展览,加强对小组长及班长的领导与培养,组织观摩教学及自学的互查制,以及组织学习典型报告等办法,在稳定学习情绪,巩固学习效果上收到成效。 通过识字运动解决了妇女中文盲,半文盲的识字问题。1952年上半年,天津参加扫盲识字的妇女有6万人,到年底有12万人,占参加扫盲学习总人数的62.5%,已毕业28240人。1954年,市民主妇联与市教育局支持群众在街道自办学习班,有妇女学员2.64万人,占全体学员总数的60%。1955年、1956年,天津有3.2万余名妇女参加扫盲学习,占文盲总数的63%。许多妇女从不识字到能做笔记、能读报。 扫盲识字需要大量的教师。1952年妇女识字运动初期,全市原有扫盲教师4904人,后发展专职、钟点、补助教师25538人。8月至12月已有扫盲教师28839人,其中有女教师6973人,占扫盲教师总数的24%。扫盲教师中有知识妇女1000多人。   妇女参加扫盲识字遇到的具体问题是带孩子和做家务。为解决识字运动中的托儿问题,基层妇女组织发动群众组织临时托儿所、托儿站,或组成互助组,采取错开时间学习,邻里之间轮流互相照顾孩子的方法。   (四)巩固扫盲成果   1956年3月,国务院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求从1956年开始,紧密地结合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按照各地情况,在5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决定》还对解决有关扫除文盲师资、课本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具体指示。《决定》规定扫除文盲的对象以14—50岁的人群为主,超过50岁的文盲如果愿意识字,应该欢迎他们学习。《决定》把扫除文盲标准规定为:工人识字2000个,农民识字1500个,能够大体上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并且会做简单的珠算。《决定》要求工厂、矿山、企业扫除职工中的文盲95%左右,农村和城市居民中扫除文盲70%以上。扫除文盲运动再次在天津市城乡中掀起高潮。   根据《决定》精神,各级妇联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领导,普遍制定扫除文盲规划。在总结以往扫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对扫除文盲的学习组织、学习制度和教材内容都做了改进,大大地提高了扫除文盲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需要脱盲的妇女逐年减少。参加扫盲的妇女学员1954年,2.64万多人,占全体学员总数的60%;1955年,3.26万多人,占全体学员总数的63%;1956年1.68万多人,占全体学员总数的60% 。同时,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女职工已有2.5万多人,有3000多女职工参加技术学习。 尽管政府和妇联组织下大力量组织妇女扫盲,妇女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妇女文盲占到全市文盲的大多数。1956年,全市有妇女文盲20.8万多人(市区11.16万多人,郊区9.7万多人),占全市文盲总数的54.89%。而参加文化学习的妇女还不到10%,其原因,除一部分妇女因为有家务牵累和一些实际困难外,还有一部分妇女对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为此,在1956年,根据《决定》精神在全市工厂、企业职工中的继续开展扫除文盲,并改进职工业余学校。同时,规定扫盲班和小学班,每周上课时间保证6小时,初中班不得少于8小时,高中班不得少于12小时。要求7年内全市基本扫除文盲。   1956年3月,市民主妇联召开天津市妇女扫盲动员大会。号召全市妇女积极参加扫盲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学习,掀起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尽快摘掉文盲帽子。会后,在妇女群众中再次掀起扫盲识字高潮。基层妇女代表走家串户个别拜访进行宣传。有的街组织文艺快板,曲艺演出进行宣传。各级妇女组织纷纷办起妇女扫盲识字班,群众自己也创造了许多好的学习方法。1956年5月,全市参加扫盲学习的人达17万人,占文盲总数49%,其中妇女占90.95%。参加扫盲学习的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妇女。她们大多是孩子多,家务忙,因此,妇联组织帮助她们组织妇女学习小组、姑嫂组、母子组、姐妹组、夫妻组等包教包学小组,在自己家里或街坊邻里参加文化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多子女的母亲,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   在工厂,摆脱文盲的女职工积极参加职工业余学校学习。在职工夜校学习的女职工有2.5万余人,占参加文化学习职工的16.43%,比1954年增加48.26%。有500名女职工还参加高、中、初三级学习。参加街道群众业余学校学习的妇女有3.2万余人,占学员总数的63%。许多妇女已经由不认识字到能读报,能作简要笔记。不少妇女经过学习,提高了文化和政治觉悟,当了干部。在扫盲学习中,涌现出许多妇女学习模范。如,中天电机厂家属委员会主任翟临,由于克服了困难,坚持学习,并积极带动别人,而被评为区级一等学习模范。1957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着重扫除40岁以下工农群众中的青壮年文盲,40岁以上的文盲如果愿意参加识字学习,当然也要欢迎。干部中应全部扫除文盲,少数有特殊情况的除外。《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还提出:在40岁以下的文盲中,工人要扫除85%左右文盲;农民、市民、手工业合作社社员要扫除80%左右文盲。按照这个标准,全市妇女经过努力学习文盲大大地减少。   1959年,许多妇女参加了扫盲班、扫盲巩固班、业余小学、业余中学的学习。按照全国妇联提出的“劳动妇女知识化,知识妇女劳动化”要求,天津市普遍成立红专学校。扫盲实现政治、文化、技术“三合一”学校。并且合理安排时间,保证扫盲“四不误”(不误生产、不误学习、不误家务、不误社会活动)。这一年,天津市有18万名妇女参加扫盲,其中60%以上的妇女摘掉了文盲帽子。许多摘掉文盲帽子的妇女能够看书、读报、学习时事,还会写诗歌、画画、写书。南开区蓄水池街全街妇女写诗1516首。妇女用诗歌赞美新生活,表达自己的心情:“过去围着三台转,米、面、油、盐、做针线,现在妇女喜洋洋,劳动学习吃食堂。”有的售货员也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写成书。 通过扫盲运动,许多女职工在扫除文盲后,又到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参加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业余教育。有的经过刻苦学习成为大学生,如,市劳动模范李兆珍。她解放前不识字,解放后经过党的培养和自己刻苦钻研成为天津大学电力系二年级的学生;市特等劳动模范刘荫福11岁到纺织厂当童工挨打挨骂,不得温饱,受尽折磨,一天学也没上过。1954年在天津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后又进入河北纺织工学院学习。前后历时八年半,直至大学毕业。文化水平提高后,有不少女职工还学会多种操作技术,成为生产上的多面手,劳动妇女知识化的典型。许多女职工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研究科技,从事手工操作的女工,设计制造了机器,变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机械化操作。   (五)农村妇女文化素质提高   解放初期,农村妇女同城市妇女一样参加扫盲识字运动。由于农村劳动季节性强,在农村扫盲运动中,采用了结合农村实际和贴近妇女生活灵活多样的方法。在时间上农村妇女的扫盲识字大多安排在农闲的时候进行,或采取集中与分散学习的方法。在冬学和民校中,妇女组织除了组织妇女学文化扫盲、学习农业技术外,还针对妇女的特点组织学习,内容包括妇婴卫生、婚姻法、妇女解放等知识。 在农村扫盲中注意贯彻学以致用、由浅入深的方针。先教妇女学会读写本村的人名、地名和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如,“日”、“月”、“工”、“分”等常用字和1到10的数目字,这样妇女们易学、易记还实用。经过扫盲识字,许多农村妇女在短时间内由一个字不认识的“睁眼瞎”成为能看书、读报、写信、记劳动手册的新型农村妇女,并且涌现出许多学习模范。在扫盲活动中,农村妇女组织克服了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教员十分缺乏等诸多困难。 扫盲运动不仅提高了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更主要的是帮助她们开始摆脱愚昧和迷信,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学文化,农村妇女视野开阔,她们关心祖国建设,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土地改革。   (六)妇女读报组   天津市的妇女读报组是伴随着扫盲运动发展、扩大的。妇女读报组的作用是,帮助妇女学文化,了解国家时事政策,了解国家大事。读报组也成为市民主妇联向妇女群众传达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阵地。 天津市的读报组始于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1952年,全市有妇女读报组1700多个,参加读报组的有7.5万多人。到1955年末,全市有读报组6700多个,参加读报的妇女有16.4万多人,占参加读报总人数的95%以上。读报员700多人,其中女读报员300多名,女读报员占读报员总数的50%以上。1956年,全市参加读报的妇女约有14.5万人。工厂读报组由于人员相对集中,结合生产活学活用。做到了六有: 有读、有讲、有漫谈、有问答、有准备、有检查。棉纺四厂读报组成员说“报纸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随着参加扫盲识字妇女的增多,许多妇女摆脱了文盲,成为读报员。1955年到1956年,河东区六纬路妇代会,培养出妇女读报员80多人。   (七)参加政治理论学习   进入60年代以后,在参加扫盲识字的基础上,妇女一方面参加文化学习,一方面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时事政策、报纸社论、毛泽东著作、马列著作、哲学。对于这些理论学习广大妇女具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学习提高了妇女的理论素养。   在理论学习中,妇女们克服了文化低,生产、工作忙,孩子、家务拖累等困难,坚持经常学习。玉清池澡塘女部服务员马秀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有小学6年文化水平,她从1959年初开始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到1964年已经坚持了5年。她善于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把学习看作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她每天必学,养成习惯,哪怕晚上12点钟做完事,也要看上半小时的书才睡觉;91—92次京津列车青年妇女包乘组,学习毛泽东著作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活学活用,急用先学。这个小组刚刚建立时,有些人不安心列车服务工作,她们首先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她们在工作中遇到许多矛盾,无法解决时,就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当遇到某些暂时困难时,就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当有人对旅客体贴关心不够的时候,她们就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她们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9名年轻姑娘,在7年中,先后四次被评为全国红旗列车、天津市模范小组,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第二毛纺厂工人刘景瑛从1958年开始,十几年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她经常早上四、五点起床学习,晚上再挤时间学习。文化水平低,就刻苦多读,一遍认字,二遍成句,三遍领会意思,并作了大量的笔记本。在学习中,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议厂里组织三结合小组调查群众对产品的意见。工厂采纳她的建议,她和工友们到商店参加售货,去农村、渔村走访,调查了几十处地方,获得了大量材料,使工厂增加了40多个花色品种。通过学哲学,用哲学,许多女职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提出了技术革新。家庭妇女也破除了迷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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